伴月小仙

作者：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心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自：《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中国人的谋略不但异常发达而且被随处运用。中国人喜欢在各个方面讲究智谋、谋略、计谋、计策或策略在思维方式上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人喜欢用隐喻来贯通天地万物并加以运用，借用《易系辞》的说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隐喻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将自己放入宇宙之中来实现将一种现象通过启发性的和贯通性的思维以理解其他的活动的倾向比如，虽然谋略产自军事，但借助隐喻，中国人认为官场、商场、情场、竞技场等统统都可以当作战场做一较量和搏杀。由此，谋略及其运用也就不只限于战场，可以推广和比附到其他各种场合中去。这就大大扩张了谋略的使用范围。二是同这种隐喻思维相关的关联思维特征，比较西方人的理性思维而言，中国人更加重视体悟、体会、联想、经验等个人的默会知识。当然也由于对这种思考的总结更多地来自于个体的智力和悟性，因此中国文化也无力将其转化为客观化的原则和原理，其表述方式基本上体现出经验的或感悟的特征或者说中国人对于这方面的陈述更多地是案例性的、历史性的叙事风格。

在讨论中国人的日常计谋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谋略在什么样的文明生态中容易滋生？就目前许多关于谋略的研究文献来看似乎比较统一的认识是谋略的产生主要在于“争利”。换句话说，如果利益是人的根本诉求，那么“谋”就是一种很有效的争利手段，即所谓“谋利”。

众所周知，争夺利益的方式有很多种：征服、镇压、豪夺、窃取、威胁、谈判等。但以中国智慧来看这其中有高下和层次之分。如果一个人为了争夺利益而最终让自己付出沉重代价，那这样的利益就不一定值得去争夺这是代价论的问题。代价论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在中国却体现在军事和政治学方面， 比如《战国策》上说：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缪文远等译注）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在利益问题上，中国人认为政治谋略远胜于经济谋略。又由于政治与伦理本身不做区分，也不设边界，因此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可以作如是观。可是，如何算计才是划算的呢？《孙子兵法谋攻》可以称为划分谋利高下的经典：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骈宇骞等译注）

这一段所透露出来的代价高低标准首先在于动武还是不动武。不动武是高明的动武是低劣的（理由是后者总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价）。次要原则是不动武本身也分高下，所谓“交”就是外交，比如胁迫、协商、说服、收买等都可以实现获利的目的，即苏秦所谓“虽有百万之兵，比之堂上；虽有阖闻、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战国策齐策五》）。但以外交和计谋相比，最高明的手段还是谋略，因为它是成本最低的全胜之法。

可是，如果说谋略的运用只在于争夺利益，那么哪一个社会都有争夺利益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偏向选择谋略呢？其实中国人乐于谋略，其原因是复杂多变的也是多元化的。有关这一思考，需要把谋略放人“脉络观”中来考察。也就是说，谋略在中国如此发达是由人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脉络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

谋略的文化脉络来自于思想与社会两个方面。先从思想方面而论，可以说它源于“道”层面上的阴阳家与“术”层面上的兵法。在中国历史上阴阳观念自成一家要比儒道形成略晚。老子的《道德经》中关于阴阳的论述只有一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至战国末年，此方面的讨论开始充斥各家言论，也就是说从战国后期到汉代，阴阳和五行开始融合，逐渐成为中国人看世界的根本。阴阳五行本属于对自然变动直观总结而来的规则性思考，但既然人也融会于自然那么也一样遵循着相同的规则运行变化着。有关这一变化，展示最为充分的是《周易》。《周易》重点讨论阴阳是如何依照规则来变化的。它起源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上》），最终通过六十四卦来测算事物的变化或者叫事物的盛衰规律。可见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就是象、数、理的相互依存之辩证思想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如果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规则，就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一个人、一事件或一现象的天命、天运、时运、运气、机遇、机会等进行预测，或者说，谋不仅在于个人的聪明、有智慧而且是有一套成就的方法。这套方法既非客观也非主观，而是借助于易，通过对天象、风水、面相（手相）和占卜等的观察、关联和推算最终找到对付自然与人事的策略。可见谋略不是西方式的计划是人算与天算、人谋与天成的结合。其特点是个人一方面针对着一个特定的人事，另一方面又掌握了高度抽象性与综合性地推测方法，最终获得对在发生的或尚未发生的事件之了然于心的估计。当然，由于个体的悟性差异，此方面的个人能力也有高低之分这点又将回到斗智上来。

依照阴阳观，中国人的智谋相应地分为阳谋（法术）和阴谋（心计）。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中对万物的阴阳划分不是均等性的。所谓阴阳构成是指阴在前阳在后，即表明阴性比阳性重要，又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转换而表示为阳在阴中或阴在阳中。比如在隐喻的意义上，水是阴性的。冯梦龙《智囊》开篇就把谋略比喻成水运行于土地之上，也象征中国人把阴性当作哲学思想的根本。又比如君子归阳，小人归阴。但这不意味着君子坦荡荡就可以战胜小人。单看数量小人已远比君子多，势力也强大，所以小人更容易打败君子；再加上君子怀德，小人玩术。玩术人在暗处，守德人在明处结果君子常被小人暗算。当然小人的伎俩一旦成功也就到了明处，转换成阳又有阴险之人来回击。即所谓中国计谋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由此，阳谋和阴谋相比较，往往总是阴谋更胜一筹。可见中国人所谓的谋略在总体上是偏阴性的，它使蒙蔽、使诈、设陷阱、玩弄权术等方法受到强调，也对老谋深算之人表示敬佩。

但无论哪种谋略其前提都在于试图通过既质朴又繁杂的方法，先搞清楚他人在想什么然后再寻求对付的方法。所谓“质朴”就是这其中没有科学延伸出来的实验设备、工具量表、测试方法；所谓“繁杂”，就是要综合运用多种术数手段， 将天地人（运气、时机、人事）做综合的测算考察，然后据此进行策划。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以主客观相容的方法面对万物变动出来的惟一性来发生认识，其验证不可能是实证式的而是实践式的；不是程序化的而是事件化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常势无常形……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计谋之所以成功实现在于不可重复， 不可重复竟然可以成为知识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捕捉现象的方式方法，最终可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知彼是说如何能看透了他人的心思百战不殆是说看透后能否掌控他人从而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支配性关系。至于知人的目的或动机为何，反倒是因人而异的。

讨论至此以上有关谋略的讨论涉及到中国文化心理学上的一个假定。梁漱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谈伦理，谈学派，其背后有一个心理基础。儒家背后的心理基础不搞清楚，儒家思想便会沦为空谈。那么，特别偏重于讨论人与人关系的儒家文化是如何假定人的心理的呢？它倾向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假定同西方文化传统所假定的神人关系大相径庭更同今日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物理化没有相同之处。对于前者，西方宗教没有假定神造人要造出彼此心理相通，否则亚当、夏娃也不会受到撒旦的诱惑偷吃禁果，更不会有原罪意识。或者说，如果人类的心灵是通上帝的，人类就不会做违背上帝意志的事情。至于后者人心的物理化会导致主客观的分离，或者把一个人主观上面对的另一个人的主观客观化。由于这一思维取向，要想知晓一客观化的主观，研究者只有借助于实验、测量和仪器来认识这个客观。

可回到中国文化的人心假定来看，中国人假定人心设立于天人之际，所谓“天命之谓性，又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可见人性来自于天性，天性即为天地赋予万物的一种相似的德性，最终也就是孔子所谓“天生德于予”。这一德性对于自然与人是一致的统一的，是通的。正如二程在讨论格物致知时说的那样：“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是乃所谓诚诚即天道也”。（程颢、程颐）因为天诚，所以造就的人心就有德有恻隐之心，有同情心。纵观儒家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在讨论人的时候，倾向把人道同天道紧密关联，其目的在于“以天征人”，后又强调“天人感应”，以达到隐恶扬善之作用。这样一种天人联系，无法不假定人心为善。假如要想论证人心险恶，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天人相分，把人性同天症隔离开来，比如荀子在假定人性本恶时，就说天同人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儒家假设人心本善，那么它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上这么多心术不正之人如何解释？儒家躲躲闪闪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把此种现象归结为环境造成的结果。由此儒家只偏执于对人之阳面的倡导即匡扶正义，隐恶扬善做个正人君子。

由此一点来解读中国文化读经典，内圣外王；读历史，尔虞我诈——构成了中国文化自身的阴阳特质。既然人性既有阴面又有阳面，那么中国人的心理学在方法论上也无需借助于一种外在的测验工具来认识他人，只需要借助“推己及人”，包括自我内省心理上的阴阳两性，就可以推出他人的心理或者阴险所在。从阳的方面来看，儒家总是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皆有恻隐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能近取譬或忠恕之法；而从阴的方面来看，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导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先小人后君子等。总之正因为中国文化对心理的认识是建立在人之心理的相似而相通的基础上的，那么“天地良心”、“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抑或“设身处地”、“揣摩”、“付度”、“琢磨”、“算计”或“玩他人于股掌之间”等，则都被假定皆为可能了。

以上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准备，最终附着与嵌入在了中国文化所构建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实现了谋略的广泛实用性、实践性和操作性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职业，比如纵横家、术士、谋士、军师、师爷等。而这里所谓中国社会结构之主干则是由帝王之学而构成的君臣结构，也就是一大批自认为掌握了五花八门的谋略之法的知识者，将为帝王或者地方之统治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