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医学典籍歌诀类作品探论
宋代医学典籍歌诀类作品探论——以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为例
关键词：宋代医学典籍;医科文学;刘信甫;活人事证方;歌诀
内容提要：中医文献是传统医学知识的载体，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同时包含了深厚的传统哲学思想，其写作多与文学相通。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医文献的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相当一部分中医篇章其实都是古文、辞赋的手笔，骈体、箴铭之类的韵文写作也颇为古代医家所采用。尤可注意的是，宋代医学著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歌诀，南宋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中即存录了不少当时流传的医歌。其为临床实用而作的目的性和工具性非常明显，但写作技巧与审美特征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些“类于诗”，有些则基本可称为“诗”了。如何评价宋代包括歌诀在内的“医科文学”的意义，需要理解宋代“儒而知医”的文化背景，同时应对民间实用性文学写作有观念上的理解与同情。
关 键 词：宋代医学典籍/医科文学/刘信甫/活人事证方/歌诀
中医文献是传统医学知识的载体，既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又包含了深厚的传统哲学思想，从科学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应该属于中医学和中哲史的范畴。但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医文献特有的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相当一部分中医文献其实都是古文、辞赋的手笔，骈体、箴铭之类的韵文写作也颇为医家所采用，同时这一领域广泛出现了歌诀(歌括)体作品，文学色彩浓厚的诗和词曲也不乏作者。①古代医学文献中“类文学”和“文学性”作品数量相当可观，本文试将其称之为“医科文学”。
一、中医文献的“类文学形式”与宋代“医科文学”
用具有表意表音特点的汉语言文字书写的作品，本质上都具有一定的诗性特质。其实语言的诗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是先于语言的逻辑功能的，这是语言学的一般规律，不独汉语言如此；而将其用来表达具有生命意义的内容，其诗性就更为内在化了。另外就中国古代医学来看，其意象思维特征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是相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寄生死之重”的中医文献是自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的。
这一点从《内经·素问》中就能够感知，其问答形式和文体样貌颇类似于赋。试读“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1]“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1]这样的文笔几乎可以看作赋文了。后代的医学文献以赋命名的很多，即使没有赋之名，也多受到赋体的影响，而更多的医学著述，其篇章近似或直接采用散文形式的，就在在皆是了。
《内经》的问答形式揭示出传统医学文献实用性的特质，也多为后人采用。宋代周无所住撰《金丹直指》有《或问》篇，是典型的养生问答，明代汪机的《针灸问对》则是专题性问答。胡濙《卫生简易方·治虫蚁》(又方)记载：“清明日用熨斗内着火炒枣子，于卧帐内上下令烟出。令一人问：‘炒甚的’?答云：‘炒狗蚤’。七问七答，则狗蚤不生。”其“七问七答”更是“经典化”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从《庄子·外篇·秋水》河伯与北海若的七问七答到佛教、道教文献中大量的类似形式对传统医学有很大影响。
当然与赋、散文相比，齐言诗歌(或非齐言歌谣)更具有记忆、诵读的优势。至迟到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已注意采用“方歌”的形式了，这可以看作歌诀进入医学典籍的标志。《全唐诗》卷881录载佚名(一作高供奉)题为《本草采萍时日歌》：“不在山，不在岸，采我之时七月半。选甚瘫风与缓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内下三丸，铁幞头上也出汗。”②这首诗是歌谣体，内容与一般方歌或后代的汤头歌不同，是医与药两者的结合，既具有一定的医疗针对性，也有一定的抒情色彩。唐代民间这类歌诀(谣)应该比较流行，惜保存至今的不多。李约瑟曾经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2]287从传统医学来看，宋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期，恰恰也是医学歌诀高产出的时代。北宋许叔微有《伤寒百证歌》以七言歌行形式按症类证，阐发《伤寒论》之精微；南宋医家崔嘉彦曾撰《脉诀》(又名《崔真人脉诀》《紫虚脉诀》)，以四言歌诀形式阐述脉理，凡660句2640言。其后李杲有方歌268首，影响都很大。文天祥曾记述王朝弼作医方《金匮歌》“发念取诸医书研精探索”而“久之无不通贯，辨证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伛偻承蜩，因自撰为方剂，括为歌诗”，自道“吾平生精神，尽在此矣”。[3]224文氏为其《金匮歌》作序，对其乡先辈确是具有理解之同情。
宋代堪称“医科文学”兴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士大夫阶层普遍重视生命摄养有关，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对作为职业和事业的“医科”的观念转变有关。③唐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4]48，“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5]序。而宋代“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6]2878-2879。北宋政和年间朝廷改定医官名目，使儒医的地位得到提升。这种改变从表面上看是官僚体系制度化的作用，而背后则是入宋以来越来越普遍的“儒而知医”风气的推动。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一云：“宋士大夫类通医理，好集方书，如今时所传苏、沈良方最著，抑或见之所撰书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录话》曾载数条，至今有传其法而活人者。偶见张介宾《景岳全书》载一方名《游山方》，云治心脾痛此药极奇。”④这是宋代叶梦得的裔孙对先祖事迹的记载，但绝非家族私见，清代陆锡熊等亦同样论到：“宋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⑤
宋代文人中“类通医理”者甚多，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在医家病案所用方剂中有“王荆公偏头痛方”(佚名《苏沈内翰良方》)和“王荆公妙香散”(叶天士《临证指南》)，故知王安石对医道颇为熟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曾记载“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7]160，由此可知张载(子厚)乃亦儒亦医。试读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司马光《医问》、苏轼《求医诊脉》、沈括《良方自序》、郑樵《本草成书》及《本草外类》、洪遵《洪氏集验方》、陆游《陆氏续集验方》、蒲虔贯《保生要录》等，足见宋代文人通晓医学知识，达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而曾为翰林学士的许叔微精研医学而成一代名医，更是突出的典型。
正由于宋代文人通晓医药知识，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作为意象或语典使用，产生了很多“药名”诗词作品，如黄庭坚作《药名诗奉送杨十三子问省亲清江》：
杨侯济北使君子，幕府从容理文史。府中无事吏早休，陟厘秋兔写银钩。驼峰桂蠹樽酒绿，樗蒲黄昏唤烧烛。天南星移醉不归，爱君清如寒水玉。葳蕤韭荞煮饼香，别筵君当归故乡。诸公为子空青眼，天门东边虚荐章。为言同列当推毂，岂有妒妇反专房。射工含沙幸人过，水章独摇能腐肠。山风轰轰虎须怒，千金之子戒垂堂。寿亲颊如木丹色，胡麻炊饭玉为浆。婆娑石上舞林影，付与一世专雌黄。寂寥吾意立奴会，可忍冬花不尽觞。春阴满地肤生粟，琵琶催醉喧啄木。艳歌惊落梁上尘，桃叶桃根断肠曲。高帆驾天冲水花，湾头东风转柁牙。飞廉吹尽别时雨，江愁新月夜明沙。[8]1226
从首句“使君子”、次句“从容”(取苁蓉的谐音)，到诗末的“飞廉”“夜明沙”(沙通砂)，每句都巧妙地使用药名，而“梁上尘”“断肠”(草)镶嵌之不着痕迹，药名的意义已经完全内化为诗意了。陈亚曾填过一阕为时人称道的闺怨词《生查子·药名闺情》：“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榔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时菊花开?犹有回乡风。”十一个药名前后呼应，意象勾连，文气潜转，将闺妇思夫之情表达得委婉含蓄，深切动人。
辛弃疾也写过药名词，如《定风波》(用药名招马荀仲游雨岩)：“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再和前韵)：“仄月高寒水石乡，倚空青碧对禅房。白发自怜心似铁，风月，使君子细与平章。已判生涯筇竹杖，来往，却惭沙鸟笑人忙。便好剩留黄绢句，谁赋?银钩小草晚天凉。”词中嵌入了近二十种药名，其中明用的有木香、寒水石、空青、使君子、银钩、远志(别名小草)等；以谐音、双关手法暗用的有禹余粮(雨余凉)、栀子(知子)、紫草(子草)、海藻(早)、吴萸(吾已)、莲心(怜心)、蚕砂(惭沙)等。进一步看，在字词前后之间还复合镶嵌了石膏、防风、常山、甘松、硫磺(留黄)。作者对药名之熟悉的程度令人叹服，而以药名来表达词意、心情，已臻圆融无间的境界。显然原本带有文字娱乐性质的药名诗词写作，已经进入了文学创作空间，成为一种精致的意象性、艺术性思维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医学知识相当普遍地为文人所熟知，而“医学文学”较前代增加了更多的审美内涵，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了。
二、刘信甫其人及所存录之医药歌诀
宋代“医学文学”是一个涵盖面较广的概念，它不仅体现在士林阶层的创作中，也体现在较为庞大的医家群体的写作中；不仅包含运用一定医药知识的各类文体作品，也包含具有文学性的医案医话、图像解读；不仅涉及“儒而知医”的文学事件，也涉及“医而能文”的审美活动。因此，对“医学文学”的考察就不应局限于文人的别集，也应面向医学著作，而后者可能正是一个“医学文学”的丰富矿藏区。
之所以产生上述想法，与近期因偶然的机缘接触到宋代刘信甫著《活人事证方》(前集)与《活人事证方后集》有关⑥。在刘氏书中存录了医药歌诀，凡23题，26首，以《活人事证方》(前集)记载为多。总体上来看，这些歌诀是为临床医疗而作的，具有鲜明的实用性，但写作技巧与审美特征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些“类于诗”，有些则完全可称为“诗”了。
这里首先要对刘信甫其人及所著医书先略加介绍。《活人事证方》(前集)、《活人事证方后集》各二十卷。关于作者的生平情况，相关文献记载实在不多，所幸《前集》有作者《自序》提供了一些信息：
余幼习儒医，长游海外。凡用药救人取效者，及秘传妙方，随手抄录，集成部帙，分为门类，计二十余卷。每方各有事件引证，皆可取信于人。并系已试经效之方，为诸方之祖。不私于己，以广其传，庶使此方以活天下也。桃溪居士刘信甫编。
该书另有叶棠伯所作序：
桃溪居士刘君信父，本儒家者流，屡摈名场而壮志弗就，乃敛活国之手，而为活人之谋。既而思之，囊有妙剂，仅可以济一隅，曷若鸠千金之秘方，足以惠天下之为博也。于是此书作焉。夫作非己私，而证以成效，欲使观者有据，而用者不疑。仁矣哉，信父之用心也!予尝怪世之庸医，未必得周官十全之术，设或遇人危笃之疾，反欲自珍其药，以为要利之媒，贪心未厌。虽匕剂而不轻试，尚何望其以秘诀而授人哉!斯人也，其不为孙思邈之罪人者，几希矣。正尔伤夫医道之趋薄，而深有感于刘君之近厚，此所以伻来谒序而不敢辞。时嘉定丙子腊月朔旦，从政郎新监行在惠民和剂局叶麟之棠伯书。
《活人事证方后集》总题下有无名氏的简短引言：
是书前集，盛行于世，第限方之未全。今再求到桃溪刘居士编集常用已效之方，约计一千余道，分门析类。先原其病候，次引事以证之，使用者无疑，服者必效。此方诚可活天下也。幸详鉴。
综合两书序引及跋文以及南宋陈衍《宝庆本草折衷》的简略记载，可略知刘氏名为刘明之，字信甫，一字信父，以字行；里籍为桃溪(今福建龙岩市)，世称桃溪居士；其生活年代大约为南宋淳熙至嘉定间。他幼习儒医，曾有场屋屡挫、无缘登第的经历，因壮志难就，乃将经邦济世之志转为以医活人之谋。远近交游，结交甚广，甚喜钻研草药，在前人基础上编纂《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四十二卷，以类相聚，草木鱼虫，图色颇详，药性制法，标列了然。在南宋，对《本草》之学加以丰富、拓展者，刘氏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抛却仕途追求，意味着信甫由“儒”入“医”了，以后便长期痴心于医道，各处探求方药，凡闻秘传妙方，皆随手抄录。他根据临床经验，精选良方辑成《活人事证方》(前集)二十卷，于嘉定九年(1216)由友人叶棠伯作序梓印。刘氏此书搜集医药资料极为丰富，编成之后即盛行于世。此后他对社会不同阶层流传的药方仍孜孜以求，日积月累，收集复多，故续编《活人事证方后集》二十卷。《后集》一如《前集》，“每方各有事件引证，皆可取信于人”。《后集》是什么时候成集的，这一问题很难确知，但陈衍在宝庆年间编纂的《宝庆本草折衷》中唯录《活人事证方》而未提及《后集》，就此来看，刘氏两书相距时间必在十年以上。⑦
需要说明的是，《活人事证方》前后两集虽非同时之作，但编撰框架基本相同，且注意到临床医治的各个方面，使知识覆盖趋于全面。日本丹波元简(1755-1810)在介绍《活人事证方》时已经注意到其中收录了诗歌，他说该书“二十卷，目录及药性歌一卷。宋桃溪居士刘信甫撰。凡二十门，每方各有事件引证，盖许白沙《本事》之流亚也”⑧。对于“每方各有事件引证”之中还见有一些歌诀，他没有专门指出，或以此为习见之现象。
兹将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中的歌诀以卷次先后综录如下(少数已可考定为唐诗者不录)：
(一)《药性相反歌》其一：贝母半夏并瓜蒌，白蔹白芨反乌头。细辛狼毒五参辈，偏与蔾芦结冤仇。其二：大戟芫花兼海藻，甘遂以上反甘草。记取歌中十八反，莫使同行真个好。
(二)《药性相妨歌》：古典先贤说药方，先须知取性平刚。不晓只便相同使，令人服了便乖张。
(三)《六陈歌》：陈皮还须要百年，麻黄千载始堪怜。地黄数载横叉者，不过三年力不全。医家只用新荆芥，木贼从来皆用鲜。芫花本是阴家药，不怕如尘黑似烟。此是六陈君记取，会者人间作地仙。后章别有十八反，一一分明说与贤。
(四)《十八反歌》：硫磺本是火之精，朴硝一见便伶俜。水银不是逢砒药，狼毒莫遇蜜陀僧。巴豆性气最为上，爱苦牵牛不顺情。丁香莫共郁金用，牙硝不与京三棱。川乌草乌休用犀，人参不得见灵脂。官桂善能调理气，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逆顺，炮炙辛勤要细微。(以上五首见《活人事证方》总题下首列)
(五)《浮萍》：天生灵草无根干，不在山间不在岸。始因飞絮逐东风，泛梗青青浮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时须是七月半。选是瘫风与大风，铁幞头上也出汗。(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一《诸风门》)
(六)《伤寒诗》：凡论伤寒者，先须有定名。阳经多体热，阴证少头疼。了了心中印，摇摇指下明。补阳须是熟，利药不嫌生。百问真条贯，千金作典刑。前贤思济世，著论列仙经。(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一《伤寒门》)
(七)《青娥圆》：十年辛苦走边隅，造化工夫信不虚。夺得风光归掌内，青娥不笑白髭须。(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
(八)《神仙不老圆》：不老仙方功效殊，驻颜全不费工夫。人参牛膝川巴戟，蜀地当归杜仲俱。一味地黄生熟用，菟丝柏子石菖蒲。更添枸杞皮兼子，细末蜜圆梧子如。早午临眠三次服，盐汤温酒任君须。忌餐三白并诸血，能使须乌发亦乌。(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
(九)《三仙丹又名长寿圆》：一乌二朮三茴香，久服令人寿命长。善治耳聋并眼暗，尤能补肾与膀胱。顺气搜风轻腰膝，驻颜活血鬓难苍。空心温酒盐汤下，谁知凡世有仙方。(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
(十)《卢医周鼎集歌》：蚖班水蛭地胆蛊，乌头附子配天雄。踯躅野葛蝼蛄类，乌喙侧子及虻虫。牛黄水银并巴豆，大戟蛇退共蜈蚣。牛膝藜芦加薏苡，金石锡粉对雌雄。牙朴芒硝牡丹桂，蜥蜴飞生更蟅虫。代赭蚱蝉胡脑麝，芫花薇蘅草三稜。槐子牵牛并皂荚，桃子蛴螬和茅根。欓根碙砂与干漆，亭长溲流菵草中。瞿麦蕳茹蟹爪甲，蝟皮鬼箭赤头红。马刀石蚕衣鱼等，半夏天南通草同。干姜蒜鸡及鸭子，驴马兔肉不须供。切记妇人产前用，此歌宜记在胸中。(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六《妇人诸疾门》总论)
(十一)《手拈散》：草果玄胡索，灵脂并没药。酒调三两钱，一似手拈却。(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七《脾胃门》)
(十二)《服驻车圆法》：暑毒在脾，湿气在脚。不泄即痢，不痢即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九《泻痢门》)
(十三)《治吹奶》：妇人吹奶药娄罗，皂荚烧灰蛤粉和。热酒一盃调八字，手揉即散笑呵呵。(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十五《痈疽门》)
(十四)《又方接骨散》：半两青铜火里飞，却将醋淬最为奇，更添乳没并香麝，能接残生续断肢。(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十七《补损门》)
(十五)《治伤败消渴诗》：消渴消中消肾病，三焦五脏皆虚热。惟有膀胱冷似水，朝晚饮水无休歇。小便日夜罕见行，骨惨容焦心肺裂。炙内热酒为根本，醉后色欲无时节。饮食吃食日加多，肌骨精髓转枯竭。小便泄利甜如蜜，口苦喉干舌如血。人能将理及良医，看取妙方为一绝。(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十九《消渴门》总论)
(十六)《驱蚊诗三首》其一：夜明砂与海金砂，二味和同苦楝花。每到黄昏烧一捻，蚊虫飞去别人家。其二：木鳖葇香分两停，雄黄少许也须秤。每到黄昏烧一炷，安床高枕至天明。其三：萍朴楝活芎，天仙朮最雄。捣罗如香爇，一梦见周公。(以上三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二十《通类》)
(十七)《染髭发方》：秘传海上神仙诀，妙夺人间造化机。白发变成黑发去，晚年化作少年归。(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二十《通类》)
(十八)《服椒法歌》：青城山老人，服椒得妙诀。年过九十馀，貌不类期耋，再拜而请之，忻然为我说。蜀椒二斤净，解盐六两洁。糁盐慢火烧，煮透滚菊末。初服十五圆，早晚不可辍。每月渐渐增，累之至二百。盐酒或盐汤，任君意所啜。服及半年间，胸膈微觉塞。每日退十圆，还至五十粒。俟其无碍时，数服如前日。常令气熏蒸，否则前功失。饮食蔬果等，并无所忌节。一年效即见，容颜顿悦泽。目明而耳聪，须乌而发黑。补肾轻腰身，固气益精血。椒温盐亦温，菊性去烦热。四旬乃可服，服之幸无忽。逮至数十年，功与造化埒。耐老更延年，不知几岁月。嗜欲若能忘，其效尤卓绝。我欲世人安，作歌故忉怛。(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卷二十《通类》)
(十九)《卓剑丹》：一乌二木三茴香，久服令人寿命长。但是食中无所忌，早辰三七用盐汤。(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四《白浊门》)
(二十)《神仙齿药方》：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熟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荷叶剪心用)。青盐等分同烧煅，研细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十七《口齿门》)
(二十一)《治痘疮黑陷歌》：未先五日颤如寒，不觉生惊又似痫。心热又同蚊子啮，眼睛赤色脸红鲜。发竖手心如火热，更兼睡里作狂言。躁热嫌人拨手睡，又加气急喘相连。须知此候先宜表，迟却流得入脏间。若得神仙真妙诀，定须七日自然安。(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十七《疹痘门》)
(二十二)：《煎窗油法》：桐三麻四不须煎，百粒蓖麻细细研。定粉一钱相合和，太阳相射便光鲜。(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十九《杂方》)
(二十三)《可惜歌》：可惜许，可惜许，可惜元阳宫无主。一点既随浓色妒，百神泣送精光去。三尸喜，七魄怒，血败气衰将何补。尺宅丹田属别人，玉炉丹灶阿谁主。劝世人，休慕色，慕色贪淫终无益。一神去后百神离，百神去后人不知。几度待说说不得，临临下口泄天机。(以上一首见《活人事证方后集》卷二十《修养门》)
这里将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中的歌诀抄录下来，可以见出其数量是较为可观的。这对展开进一步讨论比较方便，同时可以为研究宋代诗歌总集编纂(及其补遗)工作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史料。相信其中有一些已经为相关学者所注意，有一部分或尚在视野之外；即使部分已经为人们所注意的作品，《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之文本也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三、《活人事证方》(前后集)歌诀的来源与特点
《活人事证方》(前集)与《活人事证方后集》中的歌诀，具有“类文学”形式，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文学性较为明显，可以归为诗歌。从全书验方基本皆取之于当时医书成方和民间秘方这个特征来看，这些歌诀应主要为宋代流传的作品。其中是否有刘信甫本人的创作，因为缺少文献佐证，还很难做结论。根据他“自幼习儒”后“屡摒名场”的经历，可以知道他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滋育，也应熟悉科举应试中写作诗赋的要求。故大致可以推测，这两部书中的一些近体诗除出处明确者外，其他或与刘信甫有一定的写作关联；另一些属于古体诗范围的作品，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其他可能多为寻方时抄录；尚有一些方歌类作品，则应属于那个时代民间医药界的公共知识。当然，实际情况到底是比我们想象得简单些，还是更为复杂些，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以下我们从中选择一些作品做一些探讨，大致可以看出其来源。为方便起见，只分“近体诗”与“其他”两类：
(一)近体诗作品
《青娥圆》(前列第7题)：《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载：“青娥圆，治肾气虚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阳事。老人服此，颜色还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飞。此方乃赵进道于广州太守于番人处得之，久服大有神效。遂作诗一绝以纪其功，云云。”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从正在其医著中曾有“息城酒监赵进道，病腰痛”的记载[9]43，从“青娥圆”有治“腰痛，俛仰不利”来看，此方当为赵进道所藏，此诗亦为赵氏之作。虽然诗中“鱼”“虞”通押，未严格用韵，但显然这属于绝句作品。全诗写得相当灵动，“青娥不笑白髭须”一句，活用“青娥”药名，与“白髭须”老人对比，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治吹奶》(前列第13题)：吹奶，或称吹乳，即乳痈证。该书条目主要即此四句，其后只有一句说明性的话“上加乳香少许尤佳”。这是一首歌谣，但平仄格式基本符合绝句的要求。此诗已见早于刘信甫的南宋医家王璆所著《是斋百一选方》，文字基本相同，唯“一盃”作“一盏”。然“盏”为仄声，不合律。稍晚于刘氏的金代张璧《云岐子保命集论类要》中亦载此诗，四句为“妇人吹奶意如何，皂角烧灰蛤粉和。热酒一杯调八字，须用揉散笑呵呵。”首句与末句与刘信甫所录不同，不是同一来源，或有所改动。金代《张子和医药全书》在《治妇人吹奶》条下载“又方”：“以皂荚烧灰蛤粉和，热酒将来调数字，下得喉咙笑呵呵。”文字差别很大，应该也是以当时流传的医谣为基础抄录的。这说明《活人事证方》中的这首诗在南宋时代为南北医家所普遍熟知，盖非刘氏所作。
《又方接骨散》(前列第14题)：《活人事证方》卷十七《补损门》载：“治打扑伤损。半两古老钱，用火煅，醋内淬数过，入没药、乳香等，入麝香少许。每服一字，用淡姜汤调服下，不拘时候，云云。”四句虽“支”“微”邻韵通押，但平仄韵律相当严谨，是一首绝句。前三句基本概括了药方名下作者所叙述的内容，末句道明所治和效果。全诗平平道来，简明易懂。明人朱橚等编《普济方》卷三百十中录有此诗，文字相同。该书“打扑损伤筋骨”部分主要取自宋代朱端章辑、徐安国补订之《卫生家宝方》。朱端章为刘信甫的前辈医家，该医著刊行于淳熙十一年(1184)，比《活人事证方》早出，刘氏盖辑录于此书。
《驱蚊诗三首》(前列第16题)：《活人事证方》卷二十《通类》之《治蚊蚋方》云：“翼日挂帐，无蚊子。辟蚊子呪曰：天地太清，日月太阳，阴阳太和，急急如律令。勅!面太阴念七遍，吸气吹灯，草上点之。云云。”这三首驱蚊诗不仅有方药、剂量、用法，每首诗的最后都提及驱蚊效果，其平仄用韵、音步节奏都基本符合五七言绝句的要求，朗朗上口，很可能是与上述辟蚊子呪并用的。但这三首诗原本是否就是一组作品，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是大可怀疑的。北宋著名藏书家温革《分门琐碎录》之《蚊虫》录有前两首，未录第三首。明人胡濙的《卫生简易方》中将《驱蚊诗》其一作为一药方，其二作为又一药方(按，文字皆有差异)，而且将《辟蚊子呪》也作为一方，未收其三“萍朴楝活芎”一首。据此可知，即使前两首七言为同一作者，五言一首则当属另一作者，刘信甫将所见之诗合抄一处，便于使用而已。
《神仙齿药方》(前列第20题)：《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十七《口齿门》录此诗题下注“西岳莲花峰神传”。名为“神仙方”，其出处就带有神奇的传说了。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记载：“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时不疑方五十，齿已疏摇，咀嚼颇艰。后熙宁丁巳，不疑帅鼎，复见招，为武陵之游，凡巨脔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诘焉，曰：‘得药固之’。时余满口摇落，危若悬蒂，谩以此药试之，辄尔再固。因求此方以疗病齿者。凡用之皆效。题曰《西华岳莲花峰神传齿药方》，序曰：‘元亨在天圣中，结道友登岳顶，斋宿祈祠方已，遍游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馆，于故基下得断碑数片，仿佛有古文，洗涤而后可辨，读之，乃《治口齿乌髭药歌》一首。虑岁月寝久，剥裂不完，遽录以归。而后朝之名卿钜公，访山中故事，语及者皆传之，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杀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10]54这显然是张师正自神其说之词。南宋张杲《医说》引南梁刘峻所著《类苑》中歌瑶《西岳莲花峰碑载口齿乌髭歌》，歌谓：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煞将来使更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11]卷四据此知此诗当为唐代以前的作品，原题为《西岳莲花峰碑载口齿乌髭歌》。张杲《医说》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比刘氏之著要早，但《活人事证方后集》所载文字与《玉壶清话》及《医说》皆不尽相同，且在“细辛荷叶要相当”句后注曰“荷叶剪心用”，可能另有出处，或者自己随手稍加改添。此诗虽然中间两联未用对仗，但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已大致无差了。
(二)其他作品
《药性相反歌》《药性相妨歌》《六陈歌》《十八反歌》(前列第1-4题)：《活人事证方》目录下有一个说明：“药有金石、草木、鱼虫、禽兽等物，其出温凉寒热、酸咸甘苦、有毒无毒、相反相恶之类。切虑《本草》浩繁，卒难检阅，今将常用药性四百余件附于卷首，庶得易于辨药性也。”为了简要说明《本草》的药性和配伍要点，作者在排比“常用药性四百余件”之前先列出以上四题歌诀。相关研究者认为，最早记载药物配伍关系的是《神农本草经》，其中谈及药性有相反、相杀者，该书原著失传于唐初，所谓“十八反”的说法是五代后蜀韩保生在《蜀本草》中提出的，而宋代早于刘信甫提出“药相反”问题是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⑨该书内容颇为刘信甫所引用，但王怀隐是用直接叙述的方式而非歌诀，故作为歌诀形式的《十八反》与王怀隐无关。在李杲、张从正的《珍珠囊药性赋》卷二载有《十八反歌》《十九畏歌》和《六陈歌》，其中《十八反歌》与《六陈歌》与刘信甫所录全不相同，《十九畏歌》则与刘氏《十八反歌》基本一致，文字稍有差异。李杲与张从正为金代医家，其书晚于《活人事证方》面世，故刘信甫不会取之于李、张二氏。陈衍于宝庆三年(1227)完成《宝庆本草折衷》初稿，名为《本草精华》。此时《活人事证方》梓行已经十一年了。在《宝庆本草折衷》中陈衍提到刘信甫其人和《活人事证方》，说明他亲眼见过刘氏之书。很有意思的是，他书中的《十九反歌》正是刘氏《药性相反歌》的翻版，只不过将“记取歌中十八反”一句中的“十八”改成“十九”。因刘氏之书在宋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几乎失传，很少有人知晓，故医家所津津乐道的《十八反歌》《六陈歌》和《十九畏歌》都是《珍珠囊药性赋》和《宝庆本草折衷》的文本内容。从现有文献来看，刘信甫的《药性相反歌》《药性相妨歌》《六陈歌》《十八反歌》出现较早，很可能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而且从第一首《药性相反歌》“记取歌中十八反，莫使同行真个好”句到第三首《六陈歌》“后章别有十八反，一一分明说与贤”句来看，这四首歌诀是一个整体，具有内容的连贯性和形式的勾连递进。无论从传统医学知识阐发或医科歌诀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一组作品都有重要价值。
《浮萍》(前列第5题)：《活人事证方》卷一《诸风门》“去风丹”条下载：“治中风，兼疗脚气、攧扑伤损及胎伤。服过百粒，即为全人。世传东京开河掘得石碑，梵书无人晓。有林灵素者，逐字解辨，乃是治中风方，韵语乃是《浮萍》也。”依其所记，则该诗为北宋开封流传的一首原刻于石碑上的民间歌谣，林灵素是辨识者，也应即为最初传播者。实际上这是将唐代《本草采萍时日歌》改写后的作品，八句之中有四句几乎相同，所谓“开河掘得石碑，梵书无人晓”，都带有神秘其方剂的色彩，不足凭信。
《神仙不老圆》(前列第8题)：《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记载：“神仙不老圆，书林陈氏秘传，金华山张先生乌须发方。服至百日，白者变黄，黄者返黑。又且大能温养荣卫，补益五脏，调和六府，滋充百脉，润泽三焦，活血助气，添精实髓，大有神效。歌曰云云。”书林陈氏指陈晔，为南宋词人，里籍为长乐(今福建境内)。庆元二年(1196)知汀州，庆元四年(1198)为广东提刑，毕生勤于著述，有《家藏经验方》等书。在《经验方》中详述了他四十九岁时“不胜衰”，后“忽遇金华张先生”，“慨然传一方”，甚为见效，于是“以其药品，概括为歌”。[12]卷二二四由此则知，《神仙不老圆》歌诀作者为陈晔。《经验方》宋代以后散佚，但陈晔与刘信甫同时代，略长于刘信甫，故刘氏得以知晓其方与歌括。他后来编纂《活人事证方后集》时，在卷四《白浊门》中又再次引用了该诗，可见对其药效体验之深。
《卢医周鼎集歌》(前列第10题)：此诗置于《活人事证方》卷六《妇人诸疾门》卷首，是认为“孕妇服食药饵最难禁”，将之“附于卷首，庶得便于服食”。稍早于刘信甫《活人事证方》的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五中载有此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下记载与朱作大致相同：“产前所忌损动胎气药物，卢医周鼎集以为歌曰云云。”[13]553但这两本医著的文字都与《活人事证方》略有差异，盖刘氏转录中有所改动。
《手拈散》(前列第11题)：《活人事证方》卷七《脾胃门》记载该诗本事：“叶石林游山至一小寺，颇觉齐整，学徒亦众。问僧所以，仰给者答云：素无常住，亦不苦求于人，只货数药以赡，其间独脾疼药最行。求方，遂授一诗云云。”显然这是叶梦得所获授诗诀，作者为“某寺僧”。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卷五十四载此事和具体药方，其中方名为《游山方》，是就叶氏游山事迹的概括性表达。
《服驻车圆法》(前列第12题)：《活人事证方》卷九《泻痢门》道其来历：“虞丞相梦壁间韵语治泻痢。自渠州被召途中冒暑得疾，泄痢连月。因梦壁间韵语，读之数遍，其词曰云云。”刘氏于此条后特别注明：“出《夷坚志甲集》。”虞丞相，即虞允文。依文意，《服驻车圆法》是虞允文所梦见的一首无名氏题壁诗。
《可惜歌》(前列第23题)：此诗当是刘信甫所录的一首流行于社会的“清修养生”歌诀，在宋咸淳年间李鹏飞的《三元参赞延寿书》中亦载录，题作《神仙可惜许歌》。《三元参赞延寿书》乃李氏入元后所作，较《活人事证方后集》成书为迟。但此诗作者当非李氏，或出于较早一些的神仙家著作。
从以上简略的探考可知，《活人事证方》(前后集)所录歌诀其中可能有刘氏的作品，有些可能经过刘氏加工润饰，但绝大多数应是原汁原味的“采集”，这与宋代医方著作往往为“集验方”的事理逻辑是一致的。其采集对象以验方类著作为主，也有道教著作、养生杂记和笔记小说，同时还有医家传授，或耳食听闻者。这与中医文献先后承传、不断扩展的内在属性相同，而承传与扩展的过程也正是“医科文学”得以介入、逐渐丰富的过程。
总的来看，这些歌诀虽然不乏一些运用修辞手法、发挥艺术想象、达到较为精致程度、具有一定艺术审美价值之作，但更多的是方剂、配伍、用法、禁忌、疗效的有机结合，体现为民间社会要求的实用性、日常生活需要的工具性、非知识阶层理解的浅白性。《服驻车圆法》“暑毒在脾，湿气在脚。不泄即痢，不痢即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被称为“韵语”，其实句句皆用仄声韵，读来容易上口而已。从艺术角度看，质木粗浅，并无多少韵味可言，只能称之为“歌括”。
关于“歌括”，章炳麟先生因其不讲究修辞、缺乏藻采韵味而有所批评。他说：“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14]90显然，他对“马医歌括”是很不以为然的，摒弃于艺术殿堂之外。这不仅代表了正统文学观念，也表达出“尊体以求”的一般的文体意识。
但尚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中国古代有很多应用性的写作，出于“文人之作”往往被接受和传播，而出于“马医”阶层人士的写作，无论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都不被认同，大多已经湮没无闻。医科歌诀因其具有“活人”的基本价值而得以刊行、流传，已属幸运，但认知与接受程度很低。其实，古代社会基层社会运行遵循的是“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百姓日用即道”[15]13，而其所需要的应用性文化，有不少正是出自民间社会。当我们对古代社会之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时，应对民间写作有观念之理解与同情，“马医”阶层的实用性写作不应排除出我们的视野。
应进一步注意的是，事实上参与民间应用文化建设的有不少士林阶层人士。仅以宋代医科歌诀写作而言，并不都如“马医”职业之卑贱，其中颇有“儒医”，而更多的是“儒而知医”者。在这个“门槛”较低的写作空间中，能够吸引众多文人投入精力亲为之，并普遍赞赏这种活动，是宋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文现象。一些理学家提出“知医为孝”说，认为“事亲者不可不知医”[16]54，并且认为医理通于文理，这些都构成了文人将医道从巫术、方技中提升出来的背景；而文学乃至文化的整体俗化，切于日用的哲学理念逐渐显现，则成为消除贵贱意识的驱动力量。
刘信甫从欲作“活国之手”转变为矢志“活人之谋”，显然超越了贵贱的界域，其“活人”与“活天下”相提并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儒医的“天下观”。理解其“活人”行为的人道精神，领悟其“活天下”的新人文观，对于我们考察其写作医科文学作品，积极收集民间医药歌诀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对认识包括医药歌诀在内的医科文学的价值，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四、 余论
“医科文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含不同类别的文体，其中一些文体的工具性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如何看待这些具有工具性的文体，文学研究是否应涵盖这一范畴的知识，审视这方面的作品?这个问题已经逐渐进入学者视野了。其实何谓“文学”，这本身就值得讨论。这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今人之观点不同于古人，后人或许也与今人不同。虽然我们不应以古衡今，也不必以今视古，但应该承认文学除了审美功能之外，亦本然地具有某种工具性和应用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古代的文明，表征人文的进步，推助社会的运行。忽视其存在，也许正忽视了历史上人们精神领域和生活领域的许多真相。
即使从审美的角度而言，当下“在审美文化场内，各种不同的力量相互作用，技术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技术在审美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它固有的格局和方式”[17]。在古代社会，工具性与审美性同样不是截然矛盾对立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表征之一即审美文化向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其进入医科范畴是必然的，而医学也需要人文运化，借助美感形式以产生更大的效用。“医科文学”正由此产生，它不断纳入各种文体，包括歌诀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使其内涵得到充实。
当然，本文所论及的刘信甫医著中的歌诀哪些可以在严格意义上确定为“诗”，应收进《全宋诗》；哪些属于前文所说的“类文学”，尚不足以称为“诗”，《全宋诗》不必收录，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相关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裁量、选择。但相对于已经编成的《全宋诗》和《全宋诗补遗》来说，失收的作家作品也许还较多，所以对相关文献尽可能地进行一些收集、整理工作，呈现出更多的史料，或许是今天我们应该尽的一份学术责任。
注释：
①参见谭学林：《中医文献文体的分类辨析》，载《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②据陈尚君先生告知，这首诗可能并非唐诗，而为宋人所作。有待进一步考实。
③唐人对民间医巫尤多不齿，刘禹锡《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记述道：“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巫妪辄阳阳满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药饵。”参见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9页。
④转引自潘殊闲《叶梦得研究》附录一《叶梦得著述叙录》，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75页。
⑤参见段光周等校释《苏沈内翰良方校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⑥《活人事证方》原无“前集”之名，但《活人事证方后集》续出时有一无名氏引言，称“是书前集，盛行于时”，则可以将先出之《活人事证方》称为“前集”。《活人事证方》有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享和二年(1802)影宋抄本，《活人事证方后集》有日本内阁文库收藏“元坚”寓目影宋抄本。本文相关文献史料，皆依据于此。
⑦陈衍于宝庆三年(1227)完成《宝庆本草折衷》之初稿，名为《本草精华》。此时距《活人事证方》二十卷嘉定九年(1216)梓行已经十一年了。《宝庆本草折衷》淳祐八年(1248)定稿，斯时陈氏似仍然未知《活人事证方后集》。
⑧丹波元简《活人事证方跋》，刊日本内阁文库藏抄本《活人事证方》卷末。
⑨参见孙文忠：《中药“十八反”考证》，载《中国药学年鉴(1980-1982)》，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7页。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素问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3]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4]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6]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黄庭坚.山谷诗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张从正.张子和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10]释文莹.玉壶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张杲.医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2]朱橚.普济方[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许洪.增广平惠民和剂局方[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14]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王艮.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16]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作者：罗时进(1956- )，男，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研究。）】
来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